小学时，母亲是如何逼我读书，而我又是如何不肯读书，老想着打棒球，一直是我最深的记忆，也是我们母子之间较量的开始。
邻居大婶看我那么爱打棒球却没有手套，在我生日时偷偷帮我买了，但是母亲根本不准我打棒球，就连拥有手套也会惹她生气。于是我把手套包在塑料袋里，偷偷埋在银杏树下，每逢打棒球时才挖出来。
有一天，当我挖开泥土时，手套不见了，塑料袋里装着一堆参考书。
母亲安排我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，我假装乖乖去上课，其实照样逃学，偶尔也会感到内疚，就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拿出砚台和毛笔，大笔挥洒自己的名字。
她要看我书法练得如何，我就拿出在公园里写的字给她看。她一看便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书法老师一定会用红笔好好批改的，你这胡乱涂鸦的脏字，就是想假装去上课也没用。”
后来，我考上明治大学工学院。对母亲来说，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。不过，我以退学这个最坏的结果，结束了我俩在读书领域的较量。但我们母子的较量，并非只限于读书这个领域。
母亲还有更大的目标，她想要我出人头地。我开始打工，并自信可以赚到房租和零用钱，于是决定搬出来住。
就是大学二年级的春天，趁着母亲外出，我把行李搬出来。真不凑巧，只见母亲拐过前面的街角，迎面而来。
“小武，你干什么？”
我别过脸去，听见雷鸣般的怒吼：“想走就走，都读大学了，又不是小孩子。绝对别给我回来，从今天起，我不是你妈，你不是我儿子！”
尽管如此，她还是一直站在门外，茫然地看着货车消失在荒川对面。我心里也难过，可是我坚信，不这样做，我就无法自立。
啊！新生活！起初几天，我的确是早上六点起床做广播体操，然后精神抖擞地度过了这一天。但很快，我又陷入自甘堕落的日子里。
别说是学校，连打工的地方都爱去不去，每天游手好闲。一回神，发现房租已拖欠了半年。我不好意思面对房东，偷偷摸摸爬窗出入。
房东来敲门：“给我跪下！”
我心想：这房东想干什么？但还是露出一点反省的样子，乖乖的跪在地板上。
“欠了这么多房租，你以为还住得下去吗？”
“不，我想你肯定会叫我滚。”我低头回答。
“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”
“因为房东您很仁慈。”
“这就是你幼稚，愚蠢的地方。”房东叹了口气，“半年前你搬来的时候，你母亲紧跟着过来，她说：‘这孩子傻傻的，肯定会欠房租，如果一个月没缴，你就来找我拿。’就这样，你母亲一直帮你教房租，你才能一直住在这里。但没有一分钱是你自己掏的。你也为你母亲想想吧。”
房东走后，我瘫坐在棉被上许久。些许感谢的心情，混杂着永远躲不开母亲的懊恼。第二次交手，我又彻底输了。
处在这个屡屡被母亲“算计”的世界，我总是感到有些不满，但具体不满在哪里，又怎么也说不上来。
我想起小时候的玩伴，现在不是苦力，就是黑道鬼混。他们和我哪里不同？没有。不，只有母亲不同。
终于有一天，当我上电视演出，酬劳超过百万时，我不知怎么回事，又想回那个久别的家了，打电话过去时，心脏还猛跳。是母亲接的电话：“最近上电视，赚到钱啦？”
语气非常温柔。不料，我才说“还可以啦”，她立刻缠着我说：“那要给我零用钱！”
这当妈的怎么回事，真会扫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她见识一下。我准备了三十万现金，还请她到了寿司店。
“就这么一点啊？不过三十万块钱，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！”
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不欢而散，发誓再也不回家了。
麻烦的是，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她，从那以来，过两三个月必定打来，一直要钱，不停地要钱，直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。
母亲突然握住了我的手：“小武！下次你再来时，我的名字就变了，因为取了戒名。葬礼在长野举行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。”
我挥手跟姐姐告别。在零售店买了罐啤酒，跳上停在眼前的车厢，里头空荡荡的。
猛然想起姐姐交给我的袋子。我打开了袋子。这是啥？我一时无言。竟是用我的名字开的邮政储蓄存折！
翻开来看，排列着遥远记忆中的数字：
1976年4月，30万
1976年7月，20万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