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爱的洛伊丝·霍夫曼：
1992年，新的一年才开始不到一个半小时，威廉·达顿就打来电话，通知我乔治去世的消息，令我深受打击。
随他一起带进坟墓的，是我们的那一段历史。我为失去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而悲伤，我们之间是真正的友谊，尽管我们当时各自属于一场战争的敌对双方。
他是美国驱逐舰的指挥官，我是德国潜水艇的指挥官，但是这场战争是因为强迫我们，互相为敌的极其可恶的体制。
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海军从来不互相仇视，一旦我们其中的一个，没有能力在继续作战，所有的敌意都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永远存在于海军之间的团结意识。
因此，整件事发生得很自然，我们打下来一架往我们潜艇上，投掷了一枚致命炸弹的美国飞机，那个美国飞行员一点儿皮儿也没擦破。他把我这个严重受伤的敌人，救上了他的救生筏，并对我施行了急救。
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，乔治的考利号驱逐舰开了过来，我被拉到他们的船上，当时正是星期六的中午，军官们正在食堂吃午饭。
尽管如此，乔治还是命令把桌子上所有的盘子都撤走，并把我放在桌子上准备接受手术。
我从头到脚都被柴油弄得非常脏，人们把我身上的油污清洗干净，在医生开始给我做手术之前，乔治说他欢迎我以他客人的身份上他的船，并称呼我为船长。
他还邀请我在船上期间就睡在他的船长室，当我不同意医生要把我的右腿，从膝盖上部截掉的时候，那个令人钦佩的医生，毫无怨言的费了很大的工夫，取出了十多片的弹片，处理了严重受损的肌腱，肌肉和神经，最后在伤患处涂上厚厚的一层盘尼西林。
在考利号驱逐舰停留的那段日子，是我最愉快的记忆，乔治的狭义心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一位美军指挥官每天都来照看我，坐在我床边，给我讲美国人，讲他的家人，还有他在海军的生活。
他从来没有让我意识到，自己当时是战俘的身份，他多次强调说：我是他的客人。
我对我的命运一点也不觉得难过，因为我已经厌倦透了这场战争，但乔治说话很有技巧，他从来也没有问过我，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。
几天之后，我可以用裹着厚厚一层石膏的腿，一瘸一拐的四处走动了，乔治坚持让我用手搂住他的肩膀，拉着我去到甲板上有阳光的地方。
曾经有两次，我被邀请到军官餐厅吃晚饭，期间我被安排到他旁边的座上宾的位置。晚饭后，还放映了一场电影。
当时，乔治弯腰到桌子下面，在我的脚下放了一个垫子，还不时的询问我感觉是否舒服。
我这一生中都敬仰乔治，钦佩他为人的品质和人道主义精神。在船只调动的时候，我还了解到，乔治是一个极其干练的海员，和一个为了人道主义信仰挺身而出的勇敢者。
当时，在封锁岛屿号航空母舰上的总司令，命令把我转交到他的船上去，乔治以我处于康复的关键时期为由，没有执行这一命令。
当考利号驱逐舰在1944年3月29日下午，驶进波士顿港的时候，我这个德国战俘就站在船长的旁边，他甚至还允许我当了一会儿他的舵手。
和乔治说再见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差一点儿流出来，因为我们曾经很亲近。在分别的时候，乔治送给我一套他的卡其布制服，船上他，我看起来非常像美国人。
我躺在担架上，海员们往我身上撒了一大堆巧克力，烟卷，口香糖和其他好吃的东西。在我被抬着经过舷梯的时候，所有在甲板上的人都行礼，向我这个德国战俘致敬。
这等胸怀象征着他们的心灵善良和厚道，毫无疑问，作为指挥官的乔治，给他们做了一个光辉的榜样。
我已经把乔治·霍夫曼的故事讲了一千遍了，就像讲英雄史诗里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的故事一样。
亲爱的洛伊丝，在我们这个年纪，一个亲人的去世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，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生走到尽头是多么快呀。
从我自己的悲伤经历当中，我知道面对最终死亡的时候，人的感情会很强烈，在心里会点亮有关逝者的所有记忆。
在我眼里，再也没有比乔治的形象更鲜亮的了，他在我的好朋友当中永远排第一位，而且是位特别好的朋友。
关爱您的甘特
1992年1月2日